2026-08-23

6858

一段在财经访谈中的发言，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张丹丹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。她称灵活就业的“灵活性”本身就是一种福利，认为相对于朝九晚五、以社保换取稳定的工作，零工和非正规就业者通过自主安排时间获得了一种非货币性的好处。这样一句话，把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者推到了对立面，也激起了广泛的不满。

数字说明了问题的规模：到2024年底，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达约2.4亿，预计到2026年可能接近3.2亿，占城镇就业的四成以上。这其中有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、临时工、家政服务者等。许多人并非出于对自由的向往而选择这样的工作，而是在就业压力、年龄歧视或产业转型中被迫离开相对稳定的岗位，只能靠零碎时间换取不稳定的收入。没有劳动合同、缺乏五险一金和工伤保障，一旦断单或生病，生活难以为继。

批评的声音不止普通网友。部分舆论人物直言难以接受这样的说法，质疑如果“灵活就业是福利”是真的，那些体制内稳定岗位的人为何不去亲自体验。评论里最刺痛的一点在于，提出“灵活”是福利的人多处于相对稳定、社保完善的地位，很难切身感受底层劳动者的焦虑与无保障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

值得指出的是，张丹丹并非从未为灵活就业群体发声。长期以来她在学术与政策层面关注这一群体，推动过社保覆盖等议题。因此，正是她的一句片段性表述，引发了对学界与现实脱节的指责：理论上的经济学判断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现实相去甚远。

学理上，灵活性确实带有非货币性的利益——时间自主、工作安排弹性等。但把这种“灵活”直接等同于社会福利，是对“福利”含义的误读。福利意味着为生活提供基本保障、降低风险，而灵活就业往往把职业风险全部转移到个人身上：无固定收入、无医保或养老保障、无工伤救济，休息时也没有工资，碰到重大疾病或意外更可能倾家荡产。把“没有选择权”或“被迫的碎片化劳动”包装成“自由”，并不能化解底层的生存不安。

公众期待的，不是把风险说成好处，而是切实的制度改进：如何拓展社保覆盖、如何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基本收入和劳动保护、如何降低他们面临的职业风险。这场争议暴露了一个更深的现实：理论讨论必须贴近底层劳动者的生活，否则再高明的论证也难以取得信任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